宣城市委党校 刘登桥
大约几个月前，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了数本书，其中有《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一同借来的小说及散文都已看完，唯独剩下这本书没有读。可见，人总是拣好日子先过，把费心费力的事情放到后来再说。也许就找个借口不看了，在即将还书之前，随手翻翻，居然被该书序言的第一句话所打动：“祖国，于我来说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
这本书描述了从一八九四年夏天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一百一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作者许知远，北大70后的才子，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用冷静、客观甚至是外人的口气与眼光，对百年来的中国进行了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很真诚的表述。它没给出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知识分子，这个如此熟悉又遥远的词语，它再次体现在诸如许知远等人的身上。
知识分子曾是一个多么荣耀的称呼。记得我考上大学的时候，老家的一位堂兄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现在，你就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 安徽潜山籍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曾给知识分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注释：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致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然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并“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用余老的话来观照自身，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有多少还保留这种高贵而独立的精神？而现实中又有多少公共事务需要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理性？碌碌如我者，更多关心的薪水待遇好不好、买的房子够不够大、啥时才能买辆车、孩子上哪所学校？被潮流裹挟着的知识分子，感受着理想向左，现实向右的背离与苦痛。
幸好还有许知远们。一个时代总有值得人们追忆的理由，或因其颓败而盛开着感伤花朵太过迷人；或由其繁华盛况中暗含着波诡云谲太过激荡。许知远从一个忧伤的年轻人到经济观察报的主笔，再到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以致最近几年的行走中国，无不体现着70后的这一代人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切感情，而这种感情属于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不懈的坚持。
通览全书，我对其前半部的历史更感兴趣。在第三章“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的中，作者写道：“几乎在同一时代进行的明治维新与同治中兴，结果是如此的令人诧异。伊藤博文一代绝不比曾国藩、李鸿章一代更优秀。在现代化上的投入上，中国似乎比日本更多，至少在甲午海战开始时，中国拥有世界上第八大海军，而日本只排在第十三位。但这两个国家的改革一开始就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中国的改革是为了修补旧传统，为那个僵化的体制提供某种缓解，绝不敢对它进行任何触犯；而日本的改革，则更多地致力于新力量的培养，用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结果，“只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就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日本的国家性格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1895年，它击败了它长期以来的老师——中国。如今，在钓鱼岛问题上，这个具有狼性的民族一再寻衅，正威胁着两国的外交关系。而在此时，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人民论坛在2012年3月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公众最期待的改革，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医疗改革。这些深层次的改革，要推动下去，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最后，许知远陈述，关于中日改革的差异，人们从来就没能彻底地解释清楚，但历史常常让我们惊异的不是它的可解释性，而是它的相似性。其实，在第一章的开始，他自己就做了解释：中国的变革（指同治中兴）从未能涉及更深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它试图将一个近代国家的模型，生生嫁接于已经僵化的儒家社会之上。在接受了技术创新之后，中国人并未开始理解什么是社会创新，什么是现代政治；它没有自己的宪法，没有对权力的制约机制……“而且，悲哀的是，即使在11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留有彼时的烙印。”许知远的忧虑，在深深的热爱之后，力透纸背，蔓延出来。或许，他的观点并不能概括今天中国政治的全貌。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已然开启了它的破冰之旅，在一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前途仍然曲折艰难，但可贵的是有坚持的勇气。
当年以写《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而著称的许知远现在依然觉得自己正年轻。他曾说过，真正感动人的从来不是思想，而是年轻的勇气。《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曾询问走过青春后的他是否已经感到了中年的危机时，许知远反问到：“我才33岁，算是中年人吗？如果你认为我是中年啦，那么这个社会也太速朽了，仿佛人们只能为短短的几年青春而生活。这个社会的悲剧之一是，明明人生是一场长跑，很多人却把它当作了短跑。过度迷恋青春的社会，往往是一个极度不成熟的社会。”
诚哉斯言。人生是一场长跑，社会变革也是一场长跑。如今，在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度，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崛起”不应当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和物质成就上，“一个成熟的、有理解力的、包容的、权力克制的社会，才是中国未来的真正目标。”相信，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理想。
